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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刘克阳：带病走山西，回京后切除大半个胃
刘克阳，67届高中生。1968年12月到山西原平县王家庄永兴村插队，1972年病退回北京，在北京一中学工作至退休。
原题
远走山西
作者：刘克阳
1968年的秋天，妹妹刘元已经到内蒙古莫旗插队去了。她那年才十七岁，我觉得她走得太早，还未成年呢。但是刘元从小男孩子性格，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她去的是冰天雪地的内蒙古，没有同班同学也没有朋友，就一个人义无反顾地走了。我那年二十岁，还在踌躇犹豫走还是不走。
学校也在动员上山下乡，我深知道逃不过这一劫……心里非常难受，我正是胃大出血刚刚停止，我这是第二次出血了，全家人都为我的身体担忧，认为我绝不能去农村，再次大出血怎么办，吃粗粮怎么受得了？
我们姐妹四个虽然从小生活在优裕的家庭，吃香喝辣，但绝不娇气，我每次下乡劳动都受到老乡的表扬，但是这次我没有立刻报名，我害怕去那么远的地方，缺医少药。妈妈更是愁上加愁，她被全国妇联的对立派整得满身是嘴也说不清，紧接着女儿又被逼带病下乡。妈妈到学校找军代表说明情况，请求他们让我留在北京，军代表傲慢无礼地拒绝了我们的请求，我们退一步请求说等病养好一些就走，那也不行……我们无语，回家我就准备行李，决定跟随大队人马走。
12月的一天，我怀着阴冷的心情告别爸爸妈妈，我想的只是我的胃，再次出血的话将是万劫不复，无法像在北京一样，有父母有姐姐，家的附近就是医院……不敢想也不能想，户口已经迁到山西省原平县，一个遥远陌生的地方。
在北京火车站，人群涌动，送别亲人的家人、朋友、同学混成一团。我看见同学来送我，还有在新疆串联一起共患难的中国科技大学的几个大学生也从老远赶来了，可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这次离开北京不知何时才能回来。为我送行的科大朋友都面临分配，一个暗恋我的大学生分配到了甘肃的一个油田，他给我写过信，但是很快我们就失去联系。多少年后我回到北京，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些朋友，他们都在哪儿，真想念他们。
三年插队生活促使我的病情加重，回北京后我做了胃大部（三分之二）切除手术。
我踏上了西去的火车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想明白我的行程的终点站是地处黄土高原的山西，我心目中的山西是穷山恶水，只产黄土不产粮食的地方，我将在那里生活下去。文革中树了一个大寨作为全国的典型，让全国人民学大寨，其实就是一个假样板，哄骗全国人民，把农民当傻子耍。
因为远离北京，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插队落户，对未来的渺茫和向往，对渐行渐远的父母的思念，让大家难以平静，很多知青在火车上彻夜未眠。我忽听一些男生说：“到娘子关了，那是河北和山西的分界线，从此咱们就成‘老西子’了。你们听，火车一过娘子关，车轮声都成哈（喝）醋，哈（喝）醋……”听他们七嘴八舌的议论，我心里凄惶，困意全无。
正值隆冬，我们走进原平永兴村，当时还叫永兴大队，隶属王家庄公社。看见村民们穿着黑棉袄黑棉裤，面色黑黄，面对黄土地到处一片黑黄色，令沉重的心情倍增阴影。
与村民彼此的陌生，不只是生活不习惯，适应永兴话也有难度，虽然山西河北毗邻，现在的高速路几个小时就可到达，当时我们好像走进另一个世界，人生、地生、口音生，老乡叫我“克盐”，他们把“阳”念“盐”，我问他们：“吃盐的盐怎么念？”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盐。”我又问：“太阳怎么念？”他们又毫不犹豫地说：“太盐。”其实在山西的土话里没有太阳两个字，他们管太阳叫“叶婆”（轻声），收工时，队长就喊：“叶婆下山了，回哇！”我的房东的女儿美妞常对我说：“我大（爸爸）放盐（羊）可（去）了。”无论我怎么纠正她把“盐”念成“羊”，她就是学不会，一个拼音字母之差竟然把一个调味品和一种动物混淆不清，方言就是有这么大的威力。我想知道那人人手举“红宝书”的日子，“玉西”（山西话：永兴）老乡心中的“叶婆”红吗？
充满疑惑好奇在日后的相互适应、互相磨合中化解了，我们渐渐融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老乡也逐渐接纳了我们这群与他们毫不相关的北京来客。
老乡对我们最关心的不是吃穿干活的问题，而是结婚成家的事儿。尤其是妇女们，对我真诚地说：“你们来这儿干甚呀？这么大年龄也不结婚，跑到这穷地方，怎么办呀，愁煞呀！”而我愁的是还能不能回北京？什么时候能回北京？把我放在这黄土高原上在地图中都找不到的小村子里算怎么回事呀。
那时我们女知青小的十六七岁，大的二十出头了，在山西农民看来，简直是一群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当时村里的女娃十五六岁全都出嫁了，实在条件差的女娃也想方设法地或换亲或嫁给山汉（山里的人，因为他们更穷拿不出更多的彩礼）打发走了。他们把结婚嫁娶当成人生第一大事，家里有女孩更得早早打发出去。老乡重男轻女的观念极其严重，你如果问他们家里有几个孩子，他们只说有几个男娃，绝口不提有几个女娃。男娃有资格上“书房”（学校），大多数女娃小学毕业就只能在家等待嫁人，而我们在那种形势下，那样的环境里根本无法考虑终身大事。
我们这群“老姑娘”“老小伙”在这里煎熬了五六年后，自寻门路纷纷四散，没有在村里结婚的。
刚到永兴不久就是元旦了，我们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包饺子来消除沉闷的日子。和面、拌馅、有说有笑，畅聊着北京的美食，回想过去在北京的日子。几个同学同时拿出北京的擀面杖。老乡听说北京娃也会包饺子，纷纷过来看热闹，当他们看见饺子皮在我们滚动的擀面杖下飞转着出来，不知道我们用的是什么稀罕武器，我们说这是擀饺子皮的擀面杖，他们说没用过，我们不解地问：“你们怎么擀皮呀？”他们说：“手捏。”我们把北京饺子包好后，送给房东家吃，他们品尝着异乡的饺子，连说“好吃！”
不久就是春节了，房东家包饺子，我过去看，只见他们把比我们的饺子剂儿大一倍的小面团放在手里压扁后十个手指迅速地转动起来，大约一分钟左右，一个厚厚圆圆的饺子皮就捏成了。我越看越累，回到我屋里拿出擀面杖，说：“用这个……”遭到拒绝。老乡的捏饺子皮“工程”要持续四五个钟头，因为一年就这么一次包饺子的节日，作为全家的大事慢慢捏、慢慢包、慢慢煮、慢慢品尝。
饺子一直包到深夜，我看着一屉一屉比我们北京饺子大一倍的饺子下了锅，房东大娘拉起风箱，火苗舔着锅底，一大锅饺子要煮上半个钟头，我才明白手捏出的饺子皮厚、个儿大，只能是小火慢煮，才能熟，更重要的是在这慢悠悠的时间里享受一年一度的快乐。我们包的北京饺子如果这样煮的话，很快就成“片汤”了。北京的擀面杖没有给“玉西”带去变化,我们各自固守着原本的一切。
我们在屋子里脱下布鞋换上拖鞋，老乡惊奇地看着我们的脚下，五颜六色的没有后帮的“为孩”(永兴话：那鞋)能穿得住吗?小知青范同学穿着人字拖鞋潇洒地走在村里的土路上，更是招来惊奇不已的目光。在这座晋北村庄绝对是稀罕物，不是空前绝后也是绝无仅有的“怪鞋”，村民几乎是目送范同学的双脚到远方。在山西农村是不能光脚的，特别是妇女，大夏天也要穿袜子，我们穿的尼龙袜子成了她们追逐的目标，此后回北京探亲，托我捎尼龙袜子的女孩不在少数。我们依旧爱穿露脚指头的塑料凉鞋，“玉西”的女娃们仍把不露肉的脚包裹在自家做的布鞋里，女娃们托我买平绒鞋，没有一个买凉鞋的。
听说附近有水库，好水的知青跃跃欲试，甩着游泳裤奔向水库，女生们也不示弱，在家穿好游泳衣，再套上外衣也随之而去。村里的女娃听说女知青游泳，既疑惑又兴奋地跟在后面去看究竟，好奇的年轻人趋之若鹜，他们从来没见过女人游泳，更没见过女士游泳衣是什么样的，男女混合泳成了爆炸新闻，开创了永兴先河。观看了女知青游泳的老乡回村后只是笑“嘿嘿，为个以设……”(永兴话：嘿嘿，那个衣裳……)
插队在永兴村唯一的乐事就是一年演一次电影。村里没有电，能放映电影确是不容易的事。
放电影是在卫生所前的一片空场上。傍晚时分，全村男女老少纷纷走上街头，除去个别不能动的老人，连绝少出门的人也出来看热闹。说是演电影，也就重复演那么几部老掉牙的片子，如《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
演电影用发电机是必不可少的，什么当动力呢？电影队改造了一辆自行车，自行车栓上皮带，带动发电机，自行车需要人蹬，到哪个村放电影那个村就要出人，蹬车的人既要有力气又得有耐心，使劲要均匀，否则银幕的光线忽明忽暗，声音忽大忽小。
村里几个棒小伙子自告奋勇蹬车，但蹬的时间一长就不耐烦了。那些一年到头看不上电影的年轻人被那些本无可看的电影吸引得目不转睛地看，没人想去替换在那儿受累着急的蹬车人。每当这时实诚点的人咬着牙多蹬会儿，确实是白天干了一天活儿，已经又累又饿，蹬了几十分钟车，早没劲儿了，只想踏踏实实看两眼电影。
蹬车人一看没人接替，赌气不蹬了，一下子电影就停了，漆黑一片，大家叫骂着，“见义勇为”者还是有的，自行车上又坐上人了，电影又亮了。
因为电力小，屏幕昏暗，费大劲才能看清人物模样，黑乎乎的也看不明白故事情节，更听不清说什么。
那天放老掉牙的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因为是外国电影，老乡们兴趣不大，男人们抽烟聊天，女人们哄孩子，年轻人大呼小叫，一片喧嚣。
当电影演到红军占领了彼得堡，冲进大剧院，剧院里正在上演芭蕾舞《天鹅湖》，白天鹅们身穿舞裙，舞动着雪白的胳膊，抖动着细长的双腿，红军战士握着手中的枪看得目瞪口呆。这个突然出现的情景把老乡也惊得瞠目结舌，场上一片寂静，只听见黑暗中女人们嘻嘻地低声笑，老年人嘴里叨叨：“这是甚呀？这叫甚哇……”小伙子们伸长了脖子，停止了嬉笑打闹，唯恐漏掉一个镜头，芭蕾舞的场面几分钟就演过去了，全场一片唏嘘声，不知是没过瘾，还是赞美，还是觉得有伤风雅，总而言之永兴人算是开了眼了。
他们看电影里的芭蕾舞，简直就如同后来开放之后城里人看脱衣舞一样，他们做梦也梦不见女人们居然裸露着胳膊胸脯、抡着雪白的大腿、光着脚丫子在舞台上、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跳过来跳过去，不但跳得老高，还把大腿踢得露出三角裤衩，永兴人从来没见过三角裤，作孽呀作孽！
第二天，我成心问女娃们：“好看吗？”当然指的是那几分钟的《天鹅湖》，女娃们嘎嘎笑着不说话，男娃们无不遗憾地说：“好看！还没看清楚呢！”
克阳穿的这件军装送给了二引引 ，1967年照
永兴一个古老的村庄，徒有虚名，家家成年累月过着食不果腹，衣衫刚能遮体的苦日子。小姑娘二引引家同样如此，尽管她大（父亲）是贫协主席，改变贫下中农的面貌他束手无策，更何况自己家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呢。二引引长年穿着一两件旧衣裳，上有姐姐，下有弟弟，日子捉襟见肘。一天动弹回宿舍，我从箱子底翻出一件文革时最时髦的“黄军装”，看了看这件过景儿的衣服，决定送给二引引。
我到二引引家，拿出军装，二引引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我说：“穿设（穿上）。”二引引迅速地穿上身，没有镜子，只能低头打量，摸着厚实的咔叽布，扭动着五颗咖啡色的扣子，双手伸进兜儿里，又顺着往上捏着小西服翻领，从来没有穿过这么漂亮的西式制服，打小就是穿着妈妈缝制的中式衣服，姐姐穿小了她穿，二引引只是笑。她大抽着烟袋，眼睛笑成一条线，但全家人还是不能相信这件衣服就属于二闺女了。
第二天，二引引就穿着“黄军装”下地了，引来一片嫉妒又羡慕的眼光。心仪的北京制服穿在身上脱不下来了，真不想再穿那一成不变的全村女娃一个模式的中式衣服了。
山西人表面挺保守，不穿短裤、不穿裙子。女娃们看见我们穿裙子，惊讶地跟在我们后面跑。老乡看我们穿裙子大概就像我们在那个年代看电影里洋人在海滩上穿“三点式”一样好奇。
一天傍晚收工后，高同学笑嘻嘻地拿出一条花裙子说：“走，到三枝家去。”三枝和寡母住在一座破旧的小院里，我们推门进院，三枝迎出来，小高把花裙子在三枝眼前晃晃：“三枝，给你穿。”三枝赶紧把我们拉进屋里，我们靠在她家仅有的一张小破炕边，这是三枝和娘唯一的栖息之处，我说：“快穿上，看看美不美！”
三枝拿着着这天外之物不知道怎么穿，我们七手八脚帮她穿上裙子，三枝早已羞红了脸，不知所错地站在炕上不敢动弹。虽然花裙子配上三枝又黑又瘦的脸盘有些不协调，可我们一个劲儿说：“好看好看！”三枝二话没说就脱了下来，小高急忙说:“送给你了。”三枝羞恼相加地使劲摇头说：“你们拿走吧，难看！”
我们知道村里的女娃们大都冬天就一件棉袄，里面光溜溜的，好一点的缝一个“腰子”（兜肚），三枝家没有男劳力，日子的难过我们都看在眼里。三枝娘捧着准备招待我们俩的糠窝窝进来，看着我们惊愕地问：“干甚呢?”她更是从来没见过这露腿露脚的奇怪花布，但她笑了，知道我们对她们苦命的娘俩好。
三枝娘端着糠窝窝跟出来说：“没有什么吃法，尝尝我们这糠吧。”三枝难堪地推搡着娘，面无表情地把我们送出门，“啪”地关了破烂的院门，似乎是不欢迎我们再这样“调戏”她了。我含着苦涩的糠，心里不是滋味。
虽然这次送裙子以失败告终，但是我们这群从北京来的知青们还是给沉闷的村庄带来了些许生气。
几十年后回永兴看望二引引，她见到我就说：“你送我的黄军装太好看了！”四十年前的事情她居然记得清清楚楚。见到三枝，她已经是一个大胖子，过着衣食无忧的富裕日子，据说是永兴村里过着数一数二好日子的人家。
“批手”是永兴话拍手的发音。
我们下乡第一年寒冷的十二月，四十多个北京知青与永兴三大队书记开了一个让人无法释怀的“会议”，也是我们插队生涯中唯一的会议，从而引发出一件啼笑皆非的“批手事件”。
到永兴村后安定下来了一段时间，有些男生想就一些问题——诸如劳动工分、伙食、住房以及知青的各种补贴等等与大队领导对话，也就是开个会。经过协商，大队支部书记李补鳌同意给全体知青开会。
老复员军人补鳌拖着他打仗受伤的右腿，穿着民政部门配给他的特制的残疾人皮鞋，披着棉大衣早早坐在大队部黑暗的屋子里等候我们。补鳌自信坚定的神态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但令他没想到的是会议一开始他就无法掌控方向。初到永兴村我们有四十多个知青，四十比一，补鳌书记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他只想用对付农民的办法来对待北京的书生们。
我们来自北京五六个学校的各色人等都不是省油灯，大家七嘴八舌提出种种疑问，补鳌在混乱中自顾自地用他的字正腔圆的永兴话回答问题，不知所云。
男生闪同学被一些人推举为代言人，并不被买账。他那一米五的小个子，戴着一副黑边眼镜，从气势上就压不住群龙无首的人们也镇不住场面，但大家极力拥戴他，希望他能担当得起这么一个“代言人”。
只见闪同学在座位上指手画脚地说什么，时而挥舞着短小的双臂想控制会场，时而大喊两嗓子。闪同学的眼镜里反射出两盏煤油灯跳动的小黄点，全然无视补鳌怒视的双眼。
大家议论声越来越高，闪同学举起一双小手拍了两下，大喊：“安静安静！一个一个说……”嘈杂声小了一些，大伙正准备有秩序地发言……忽见补鳌拍着桌子站起来，冲着闪同学怒问：“你要干甚！”他狂吼的嗓声一扫会场的混乱，大家惊呆了，屋子里顿时空气凝结，寂静无声……
补鳌平时沉稳、老到，颇像城市里一位“小级别”的干部，此刻，他一反常态让北京初来乍到的学生们不知就里，闪同学像定格一样不知所措地楞住了，补鳌怒不可遏地操着永兴话质问：“你批什么手？”大家愕然……几秒钟后一些明白点的男生如梦初醒急忙解释说：“他拍手是让大家安静，没有其他意思。”补鳌不听解释，或许根本没听明白北京学生的北京话，愤怒地指着闪同学追问：“你想干甚？我是支部书记，是贫下中农选出来的，我是革命军人，从战场上负伤回来的，你们来永兴是接受再教育的……今天的批手问题是个严重的问题！今天就要解决这个批手问题！”会场一片寂静无声，让我这个糊里糊涂来此插队的傻丫头愈加摸不着头脑。
我还是忍不住在黑暗中喊了一嗓子：“拍手在我们北京是家常便饭的事！”得到大多数知青的认同。但是补鳌全然不顾任何解释，无名愤懑不知从何而来。
大家的辩解、纳闷、窃窃私语丝毫没有影响补鳌的激愤情绪。闪同学惊恐而颤抖地说：“我不过拍了两下手，让大家安静下来，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常用这种方式维持秩序，书记，你说怎么办吧……”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秀才闪同学短兵相接遇上了退伍大兵，那可是“上过战场，刺刀见红”的补鳌大叔呀。
在大家的劝解之下闪同学平静了些许，他知道北京知青都会支持他。而补鳌仍旧在黑暗中喘着粗气，煤油灯的微光照着他一侧铁青的脸，他势单力薄，寡不敌众，可他毕竟是“久经沙场见过世面”的人，从他嘴里坚定而又凶狠地吐出几个字：“批手问题是个严重的问题！”他站起身环视着大伙，以取得支持，很快他知道他的愿望落空了，大家用沉默回敬他，只见他铁青的脸一下又涨得通红，他颤动着嘴唇，声嘶力竭地喊：“我是说批手问题！”说罢推门冲了出去，消失在黑暗中。
为解决知青安置问题的会议转化成“非常严重的批手问题”的决斗……
这是怎么了，也同样见过世面的北京人想不明白，大伙垂头丧气地散去。寒冷的夜里闪同学的几个哥们把他送回住处，为他鼓气壮胆，难道补鳌还能叫人打他一顿吗？或把他开除回北京，实在想不出会如何处理犯上的“批手问题”，一夜无眠。
第二天一切如常，没有发生任何情况。闪同学忐忑不安的心悄悄放下了。
我怀着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去找永贵，他是村子里既可靠而又能体谅我们的开明的人。
“永贵，拍手在你们这儿怎么了？犯了什么大忌了？补鳌看见我们有人拍手都气疯了。”永贵的表情告诉我他已经知道昨晚发生的事了。
永贵开头吞吞吐吐不愿意说,其实他早已听说我们的事情了，我再三追问之下他尴尬地苦笑说：“不是因为拍手，因为他戴眼镜，我们这儿认为戴眼镜的人不太好……”我的天！愚昧、偏执到这种地步了，我还能辩解什么呢？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中国人是怎么了？中国农民又是怎么了？我的身从头凉到脚。
更为可笑的是，男生中争当“头领”的两位仁兄都戴眼镜，通过这次沉重打击，出头的椽子缩回去了。
自从“批手事件”发生后，补鳌在我们知青面前变得沉默寡言，对我们不理不睬不过问，他确实对北京突然降临的四十八名“的（大）学生”有点招架不住。他一个扛过枪、打过仗、负过伤的“勇士”，居然心胸如此狭隘，思想如此保守，目光如此短浅，他像蒙受了奇耻大辱，从此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此后的日子里，我们穷极无聊的时候，就会想起批手问题，一些爱开玩笑的人学着补鳌的样子，背着手，一本正经地说：“哼，批手，批手问题嘛，严重……”
闪同学在恢复高考后考上山西大学，毕业分配回北京工作。不久前他戴着眼镜趴在办公桌上去世了，他脆弱的心脏只跳动了五十七年，他大概始终不知道当年眼镜给他带来的麻烦。
后记：近几年才得知永兴村的词典中没有“拍手”一词。
村民开会，闹红火，唱大戏从来没人拍手。我问他们：“那怎么表示感谢演员演得好？”他们说什么表示也没有，节目表演完台下鸦雀无声。
看来“批手”问题在永兴村还真是挺“严重”的。
我们是隆冬季节进村的。虽然事先早就有思想准备——山西农村食品匮乏，冬天四个月里更是没肉少菜，我们从北京带了各种食品，以防万一，如面包、饼干、挂面、咸菜、盐、糖、味精等等，但是，农村的“一穷二白”让我们始料不及。我们带的食品只维持了一两个星期，最后只剩下不能解馋的盐和味精了。
我们还以为村里的小卖部像北京农村的一样，有食品卖，当我们蜂拥而去，站在容不下两三个人的小卖部里，上上下下找遍了，没见到一点能入口的东西。屋里只有一个售货员在那里懒洋洋地看着我们，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了三个字：“甚也没！”我还是不甘心地问：“有没有糖蛋蛋（糖果）？”他歪着头冷冷地说：“从来没卖过糖。”真让我们大失所望，从这次以后我再没迈进过小卖部。
我们本能地想到老乡家去寻找些食物，结果也是让我们彻底绝望。老乡家除了做菜用的粗盐之外，什么也没有，每家仅有的一点胡麻油，黑乎乎的，又难吃又难闻，他们还像宝贝一样收藏起来，留着过年过节、婚丧嫁娶、盖房子等大事时才用。
插队对我来说最没有心理准备的就是“窝头”。鞋袜衣服带得足够了，大米白面不可能背到山西。
插队四年天天面对的就是窝头，棒子面倒是很新鲜，但是经我们手做出的窝头难以下咽。知青中大多数在北京的家中没有做过饭，更不知道窝头怎么做并且做出来能够好吃。我心中的恐惧是不知道哪天没有治愈的胃又出血。
我们做窝头就是用冷水和面，然后两只手把和好的面攥成一个个锥形，在每个窝头的下面挖个窟窿，那是北京人传统的做法，目的为了好熟。做熟的窝头又难看又硬，我每天一吃窝头，嗓子眼好像小了好多，“难以下咽”这四个字用在我吃窝头时最合适。老乡看见我们的窝头也皱着眉头说：“外（那）还能吃？”他们蒸出的窝窝又暄又甜，可是好吃的窝窝舍不得给我们吃。他们的口粮全家半年都维持不下来，我们更不可能碗里夺食，吃他们的窝窝，哪怕是一点粮食。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是发酵后蒸的窝窝，知青做的死面窝窝，老乡称之“铁塔窝窝”，连粮食极端匮乏的他们都觉得没法吃。
在永兴村四年天天要吃窝头、小米饭、小米粥，让我难受死了。不能说也不敢说，不吃这个吃什么。
小米粥小米饭我还能接受，但是天天吃月月吃年年吃的滋味可想而知，更何况没有菜下饭，姐姐海鸥几十年后对她来永兴探亲时跟着我们吃白水煮韭菜记忆犹新。
一次轮到我到知青食堂帮厨做饭，我一推门进屋，大案板后面四五只一尺左右长的灰色大耗子的头探出一排，一串小圆眼珠盯着我。我吓坏了，大叫一声，把它们也吓跑了，但是我知道它们就在食堂里面挖了洞作了窝。
我掀开盛小米的大缸，里面一层耗子屎，一阵骚味扑鼻而来，再一看棒子面的口袋里也有一颗一颗黑色的耗子屎无比“耀眼”地掺杂其中，耗子大拉的屎颗粒也大，大个儿的有绿豆那么大。我气坏了，这还叫人怎么吃呀……从此我一想起食堂的遭遇就难受，也不愿意跟其他人说，让别人听着大老鼠在粮缸里肆虐的情形怎么再咽得下去呀。
我咽不下窝头，只有在非常饿的情况下掰一块吃。但是时时想起掺着耗子屎尿的棒子面，真如吞针。这种跟老鼠为伍的日子，居然没有听说过谁染上“鼠疫”，是免疫力强还是万幸。
（回北京后我的胃作了大部切除手术。四十年我没吃过窝头。如今人们把窝头当成健康食品，我们出去旅游，经常每张饭桌上一盘十个黄灿灿的窝头，被九只手瞬时就拿走了，每当剩下一个在盘子里，马上就有人问“谁没拿？不要我们可分啦。”我不吭声，爱谁拿谁拿。让他们健康快乐吧。）
饥饿难耐的男生给知青建宿舍时，挖地基挖出了尸骨，我们知青宿舍是建在废弃的坟场上，他们一天收工后装了一麻袋尸骨到小卖部，谎称用动物骨头换糖蛋蛋，那个售货员气煞了，黑着脸说：“你们北京的学生咋也那么灰（意思是北京学生怎么也那么坏）。”男生的恶作剧没有得逞，继续忍受没有油水的日子。
难熬的冬天，不但是室内室外的寒冷，更难面对的是没有蔬菜、瓜果、副食品，每天一成不变的窝头小米粥让我们不愿迈进食堂。
一天中午，我们扛着铁锹，冒着严寒，筋疲力尽地走进食堂的院子，听见先到的女生站在院子当中说：“别进去，他们杀狼呢。”我知道他们指的是男生，我停住脚步，又害怕又气愤地站在院子当中。
我害怕的是，怎么这平原地区还有狼？他们是怎么逮着这只狼的？事后知道狼是老乡在地里捡的。山西老乡吃东西保守，鸡不吃、鱼不吃，一只死狼更不敢恭维了。男生是馋红眼了，闻风而动，并且经过深入探讨，认定这只死狼是打死的而不是毒死的，可以吃，于是几个人把狼抬回来，准备大饱口福。
气愤的是食堂里的所有炊具被屠夫们侵占，用来杀狼、洗狼、煮狼，狭小的食堂被捋胳膊挽袖子的他们霸占着，一点没有给余下的几十个饥饿难耐的人做饭的意思，下午还要动弹（干活儿）呢，本来就食不裹腹的三餐，现在倒好，最起码我们女生的中午饭算是泡汤了……
我老远看着他们在食堂的大饭桌上“解剖”那只死狼呢，他们用的是我们平常切菜的刀，举着我们平时炒菜的铲子，十几个男生在那里笑逐颜开，一扫往日沉闷的气氛，其中有两三个平时从不下厨房做饭的人，在那里玩命地拉着风箱，烧着一大锅水，准备烫这只狼，那可是我们煮饭熬粥的大锅呀。其他闲着的男生围着还未到嘴的狼目不转睛地看，垂延欲滴的样子像是面对一顿西餐大菜，对我们一群饥肠辘辘的女生熟视无睹，好像根本不存在了。
男生们为了能赶快吃进去这只狼，不管我们二十几个女生的午饭，霸占着食堂，我们只好离开血腥的食堂，纷纷去找解决午饭的办法。据说那群馋疯了的人们直煎熬到掌灯时分才算吃上这只狼。
此后三天，我和大多数女生没迈进食堂院子一步，怕闻见狼肉味，怕看见他们没打扫干净的血迹、毛皮。我们从北京带来的仅剩的挂面、饼干等食物那三天基本打扫干净了。我们逼着杀狼的男生把大柴锅和所有炊具用开水反复煮了又煮才算罢休。此后的日子依旧是小米粥窝窝。
一只死狼，还不知道怎么死的呢，就叫这群“饿狼”吃光了。吃了狼肉的男生各个活蹦乱跳，心满意足，可干起活儿还是面对黄土杵着铁锹发愣，出工不出力。
据说男生们还吃过蛇、斑鸠、田鸡等他们的猎物，我没有看见，宰狼吃狼我是生平第一次见。
一天，在村边黄土地上，我碰上了生产队副队长李巨财。从他的模样以及子女的岁数能估计出当年他大概四十岁出头，但他很显老，饱经风霜的脸上满是皱纹，眼光黯淡，头发也花白了，再加上衣衫破旧，俨然已是一个老头。
我主动跟他打招呼，他平时对我很和善，从不摆队长架子。李队长抬头看了我一眼，往前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叫住我，他一脸沮丧，嗫嚅了好一阵子，对我说：“克盐，想麻烦你一件事……”我问：“什么事？”他说: “想借点钱。” 我问：“借多少钱？”他说：“尽量多点更好，看你的吧……” 我毫不犹豫地说：“我只能借给你二十块钱。”他忙说：“可以，可以。”我回屋拿了钱交给了他。
事后我才知道，他刚从我们知青宿舍那里碰了钉子出来，碰上了我。他接着又带着感激之情说：“等我有了钱，马上还给你。”那时插队，我所有的生活费都是从父母的工资中得到的。那几年，爸爸妈妈遭受审查，只发给生活费，除了给我还要负担远在内蒙古插队的妹妹和远在新疆兵团的姐姐。借给李队长二十块钱，就意味着我要节省日常开支，甚至回北京的火车票钱也要另想办法了，但我凑几十块钱总要比李队长容易得多。
李巨财这么一个意味着富有的名字，并没带给他一丝一毫的财富。他身为一队之长，家里却是一贫如洗。我去过他家一次，四间破旧的房子真是徒有四壁。除了一张炕一个灶台，什么也没有。因为没钱买玻璃，窗户是用纸糊的，屋里地面是土地。让他最揪心的是他那三个儿子，眼看长大成人，面临着第一件大事就是要娶儿媳妇，这是天大的事，也是天大的愁事。而当时的燃眉之急是他的二儿子全堂就要从部队复员回村了。按当地风气，当兵的一旦解甲归田首先意味着要娶妻成家。李队长为此事愁眉不展，本来就不爱说话，这下更愁得说不出话来了，只是不停地掏着自家种的烟叶子卷着烟卷抽，似乎是要借此排除心头的愁云。
山西农民娶媳妇，聘礼、盖房、打家具，一样也不能少，那可要不小的一笔钱呀。但是哪有钱呀。那时甚至连偷抢的机会都没有，家家都穷。每年家家户户除了能分到仅够半年吃的粮，见不到几十块钱。大多数村民欠大队的钱，欠生产队的钱，一年积累一年，成了无法还清的“死债”。有债不还，已蔚然成风。
李队长为了全堂娶媳妇，勒紧裤带，窝头都难得吃上一次，一天只喝两顿玉米糊糊。我插队几年中，从未见他穿新衣服，知青送他的旧衣服，他补了又补一穿好几年。眼看媳妇已经说成了，全堂也回村了，婚期迫在眉睫，李队长东拼西凑还是弄不到钱。李队长就动起了知青的脑筋：听说北京人有钱，试探一下吧。万万没想到，他硬着头皮连续问了五六个知青，得到的答复只有两个字“没有”。其实，大多数知青是真没有钱，北京城里一个人一个月工资四五十块钱而要养活三五口人的家庭不少见。知青中手里有点钱的也不愿拿出来借给老乡，他们深知钱借出去就意味着肯定是有去无回。李队长别提多沮丧了，就在这时碰上了我，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事情过后，我也不多想了，总之没有指望他能还钱。转眼两年过去了，李队长已抱上了孙子，他有几次碰上我就内疚地说：“我现在没钱，等有了钱立刻还你。”我宽慰他说：“不着急，还不上就算了。”后来李队长家添丁加口，日子更难过了。
插队的第四个年头，我办好了病退回北京的手续。这个消息一下子村里很多人知道了，因为我是知青中第一个被批准回北京的，他们见到我都是说“回去就倩（好）了”。一天傍晚，吃完晚饭，我走出知青宿舍，准备去从前的房东家告别，一出街，就看见一个高大的人影在不远处晃动。那时村里没有电，一到晚上人们都在家里，很少有人上街，走近一看是李队长。他一见我，说：“克盐，等你半天了。听说你要回北京了，真好哇，我们这儿穷，不是你们呆的地方。我是来还你那二十块钱的，谢谢你了。”
我很吃惊，又很感动，我原本想的是这钱就算送给他了，所以几乎已忘了这事，没有想到他攥着厚厚一沓零钱在他十分困难的时候还给了我。李队长看了我一眼，感激地点点头走了，我拿着钱一时不知该怎么办。那时我要给县知青办的人送礼，要托运行李，要买火车票，还要和相处多年的知青朋友聚聚，犹豫了一下，我把钱收下了。
我坐在火车上，过了娘子关，离北京越来越近了，可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心情越来越沉重，离开那本不属于我生存的永兴村，过去的四年的五味杂陈无处倾吐……乡亲们送我出村依依惜别的情景，李队长抱着小孙子向我招手告别的情景不断出现在我眼前。李队长可怜的小孙子长到快三岁都穿不上一件新衣服，已经是春天了，小孙子还穿着一件又脏又破的黑棉袄……我真后悔，当初我为什么收下那二十块钱？多不应该啊！
回到北京以后，很快陷入治病、找工作的困难中……似乎逐渐淡忘了这件事，然而每当想起李队长，想起那二十块钱，心里便有一种不安惭愧和自责。
三十年后，我从永兴村人那里听说李队长的孙子读完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博士，现在北京中国科学院电工所工作，此刻李队长早已长眠于黄土地下了。
2012年回乡和李巨财的儿子李全堂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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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知青